[4] 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教士之间多有辩论，其中有的还编撰成书，著名的有《圣朝破邪集》。

知情同意权的主旨是为了保护患者的主体性与尊严，而非健康利益。虽然将医患关系完全定位为合同关系，可能过于武断，但是合同法确实有适用的空间。

于是，一种新的理念进入人们的视野，即所谓的法律父权主义{4}。反思这一问题，将对法律父权主义模式向理想模式靠近有积极意义。{33}参见朱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切入》，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虽然代理同意的引入可以缓解这种危机，但是，其对于患者本人而言很难说就一定是道德的。医疗父权主义影响依然存在，没有医疗父权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患者自主。

不过，足够的标准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24}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1993]1 All ER 821. {25}St george's Healthcare Trust v. S [1999〕Fam 26. {26}Re T （an adult）[1992]4 All ER 649. {27}参见[日]植木哲：《医疗法律学》,冷罗生、陶芸、江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344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国际法领域从来都不存在完全国内法意义上的硬法，国际法领域天然就适合法观念的革新和软法的勃兴。

从社会层面看，公民社会在崛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重新调适，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在重新划定，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建立和形成。法治建设应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法治政府建设也包括法治社会建设。参见D.M. Trubek and L.G. Trubek, New Governance and Legal Regulation: Complementarity, Rivalry and Transformation (2007) 13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539, 549-550. [21]E. Korkea-aho, EU Soft Law in Domestic Legal Systems: Flexibility and Diversity Guaranteed? (2009) 16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271, 289. [22]如Oana Stefan以竞争法和国家援助法领域为范例，考察了自1953年至2011年软法在欧盟法院的适用情况。法律规范实施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而环境的营造根本上就在于法治精神的培育。

而在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法治化方面，如共产党依法执政、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等方面还存在欠缺，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法治化建设还有待加强。[10]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人民日报》2013年3月1日第五版。

近期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总之，软法的实施机制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各国的实践都在不断丰富着这一制度。目前在学理上大致可做这样几种区分：[12]一是对软法的预备法定位。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行业调解，活跃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

但随着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的失灵，公共治理逐步兴起。共产党发布的党内法规在国家社会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涉及到党内法规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定位问题，涉及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文件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在这种情形下建设法治国家，在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先例可循。最后，在法律实施上也能取得更好的实效。义务是建立在每一个义务方都接受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在中国实现法治的一个难点，是对既有法治理论的一个挑战，也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22] 4、混合治理实施机制的探索。

他认为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不是不断接近的法律的统一，而是法律进一步趋向于互有区别。依法行政把法与行政的关系放在中心位置，其核心是法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支配。

自2005年底北大软法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国软法研究步入快行道，在拓展法学研究视野、拓宽法学研究领域、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7]首先，治理的主体开放性决定了治理是一种公私合力的治理，不可能由政府部门垄断，这进一步决定了在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上，不可能沿用以往的那种命令-服从式的硬性管理方式，而必然会随着不具有国家强制权力的私人部门的介入而使得治理手段发生变化，发生软化。2、软法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现状 国内法意义上的软法理论研究，较早是从国内公法领域展开的。首先，在调整范围上，由于不必考虑强制性义务的设定和要求，从而可以将更多的内容和事务纳入法的调整范围。[13]如 Smith教授通过对美国互联网领域中社会软法运行情况的考察就得出结论：虽然在美国网络言论同样受到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是在互联网上美国网络服务商所遵守的主要是社会软法机制，在网下的合法言论在网络上并不一定就是合法的，而合法与否的判断者不再是政府、法院等传统机构而是社会组织。以致长期以来有人把这看作是非法治甚至反法治的现象，看作是实现法治的障碍。

201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同时规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等。在纠纷解决阶段，则出现了法院把软法嵌入硬法框架之中加以实现的方式。

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以及历史传承决定了在法治建设上的区分度和多样性。[18]混合对法和治理来说都是一种转型，能够把硬法和软法、传统法律和新型治理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在这一体系中的每一部分都为其他部分成功运作所必需。

在一国主权范围之内，软法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明确其在法体系中的定位、与传统硬法的关系。但仅靠硬法是无法实现全面法治化的。

变原先封闭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垄断立法为上下互动的社会协同立法，不但吸收多元意志参与立法，甚至多元主体可以独立创制法律。软法的跟踪评估、审查清理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近期，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的规定，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做了首次集中清理。有的场合下是以硬法为主，以软法来配合。

法治是全社会的法治，不但指向政府也指向社会。今年10月开始清理工作将进入第二阶段。

他认为只有把意识哲学范式转换为交往行动理论，在生活世界中重建商谈理性，才能拯救启蒙现代性。法治政府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其核心在于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1]然而，尽管各国的民事诉讼理论都承认发现真实对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具有重要意义，都认为发现真实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的，但对于民事诉讼所欲达到的真实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 [匈]涅瓦伊等：《经互会成员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25]后者指未适时使当事人预测法院之裁判内容或判断过程，致使当事人在不及提出有利资料或意见，以避免程序造成劳力、时间、费用之不必要支出或不该有之节省等情况下，受法院之裁判。[16] （二）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 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既是一种证明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35]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的能力较弱，当事人查阅和复制由行政机关保管的并非保密的资料也困难重重，证人一般不愿意出庭作证等原因，责成法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至关重要。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追求真实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法官，使法官负担起发现真实的职责，因此法官未能充分地调查收集证据而导致事实未能查清，则是法官失职。

苏维埃民事诉讼虽然也实行辩论原则，但已赋予该原则全新的含义，即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是民主的苏维埃诉讼的一个必要条件。[22]台湾大学的邱联恭教授近年来出版了《司法现代化与程序法》、《程序制度机能》、《程序选择权论》、《争点整理方法》四部专著。

尽管科学地设定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合理地，谨慎地运用证据，能够减少认定事实的失误，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但断言通过证明完全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或者不加区分地把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惟一目标，则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4）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12]。

[12]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后，就负担起通过审判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的职责，而法院只有查明诉讼前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才能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够保护真正的权利人。